巧合－－眼、耳、手都犯了点小错

　　“也许你们已经知道,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
　　　　　　　　　　　　　　　　　　　　　　　　　　　　　　　　　－－－－哈罗德·布鲁姆
　　
　　不是文人，也可以佯装“文青”，看些文学理论书籍。
　　很巧，最近看了《西方正典》的开篇，而后晚上听了三人行。一听一看，一东一西，二者“道”的竟是同一个“理”。
　　如此便有我如上摘抄的《西方正典》作者中文版序言里的片语。如此也有我后知后觉听来的“张鸣事件”以及他的“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言论。前者仅仅是忧伤的叹息与哀挽，后者抛出的是一个炸弹，在其背后是“血肉模糊”的大学教育和“老态龙钟”官僚体制（在中国，体制不是system,体制是个耐人寻味的词汇）。
　　张鸣的论点主要就是“两化”，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学生何辜》陈述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我倒是赞同，字字句句说的全是实情。张，李二人文斗，恐怕张会以此获得不少学生的支持。
　　总有人站出来抖这些众人皆知却隐忍不言的事。对于张李二人，不作置评，好坏无谓。张的挺身而出也未必都是大义凛然，假设他在这个利益团体里过得好好的，他会出来么？他既然说了，那当然还是值得感谢，因为有更大的声音能在更广阔的媒体平台上说了事实，比我们这一群小民的抱怨来得要强劲（李景治对别人人品道德的攻击使这场论战降了等级，同时也影响了自己的可信度，遗憾啊）。
　　读余杰早年写的：“一个社会的腐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向两个部门渗透：一是医疗，二是教育。一旦这两个领域也烂掉了，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华陀再世，也回天乏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逐渐由潜流变成滔滔洪水。”（《最后的腐败》），铿锵有力，看来都觉悟得早，只是我们只有嘴、脑和笔，在文革后的中国，它们都不是“武器”，怕只是罪的根源，祸患无穷。

　　于是我这小民就该沉默，冷眼相看，必须“入世”，欣然接受，何乐不为？
　　
　　后记：难道不是吗？昨晚，我耳畔还时时飘过“论文”“核心期刊”“项目”云云。这就是现实。　
　　

说话

　　我该学着少说话。
　　说多了，累。不说，傲。
　　现在的我，恐怕没人会相信我不喜欢说话，一点也不喜欢。换句话说，大概会下我“话很多”的“鉴定”。
　　需要为自己辩护吗？
　　仔细听听我平时说的话，凡是重复了两遍以上皆是废话。一次又一次地说，我自个儿都觉着恶心。不是吗？我是个极端浪漫主义的人，至少愿意存于我脑际的是些真言真知（因此发现好歌、调子，甚至包括轻音乐都无比悦耳，只要它们是反复推敲得来的）。
　生活没有饶掉我，一点也没有，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去重复那些彼此已听腻的话以证明或者彰显些什么。这样说话之后，我只能浸入一种莫名的空虚与泛泛的乏味深渊，令我常常感到恐惧，我会被掏空。讽刺地，这个时代标榜着“信息化”，一个现代人却如此怕被精神上的穷尽。
　　出乎意料，我并不轻视那种名叫“沙龙”的活动，反而很是向往。那些话语不会重复，或雄辩，亦伪证，对错已不重要。这是交流，各自有备而来，交换信息。

　　如此说来，我厌恶单方面地贫乏地毫无营养地说废话。一边写，一边反思自己，我几乎是要坠落入这样的谷底，悬崖勒马，一身冷汗。没有人愿意成为自己都厌恶自己的人，我也不例外。立此为证。